辛丑牛年,新春第一天,读《大国大城》有感

    “在聚集中走向平衡”, 《大国大城》这是一本好书,系统的阐述了邓总工程师规划过程中预判的两极分化以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且有理有据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这种解决,似乎过于依赖当前执政机关,殊不知发展过程中,政府做的是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核心,允许牺牲小我拯救大我的条例已经是不成文规定了,在日益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承认,差异化的发展才是未来社会结构的主体, 过分追求同质化的最终目标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可行,人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使每个小我不以时代所赋予的利益过分产生排他性,倡导均衡发展,兼备良好道德品质为前提,大我所表现出来的公序良俗才能减少未来社会发展中日益突出的内部矛盾。其实简单的说就是: 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由人群所烘托出的氛围造成的。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陆老师的这封信反倒成了全书的点睛之处,他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可归结为两个,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在面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是属于后者的呢,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希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代后记)

这本书终于要结尾了。我希望我已经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了。在无数次的授课或者讲座之后,经常有人问我,难道你说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们不知道吗?于是,我常常反问,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听完我说的这些之后,你们的一些看法改变了?我的学生和听众们纷纷点头。你看,你们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是会发现,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你们的先入之见并不正确,那么,你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们或普通老百姓会更加高明、更明白这些道理吗?我能做的,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们,慢慢地改变人们的一些看法。但其实,我知道这很难。中国的问题,一向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如果只是不明白,还好办,那就说道理、摆事实。难的是,如周濂那句流行的话一样,“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公共政策,往往事关切身利益,装睡的人也不少。说道理、摆事实也都不行。这时常让我气馁,我甚至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难以突破自己的局限只是因为我们固守着某种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我们之所以安然于此,只是因为某种无知,让我们觉得自己得益于不公正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在2013年的除夕之夜,我给未来写了一封信:

​ 未来,你好:

​ 新春敲门了。爆竹一响,再坚硬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庄严而美好。未来,我想给你写封信。如果说这个时代会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记,我相信,那一定是春节期间涌动的人潮。再过20年,最多30年,当现在的青年已经在城里老去,当如今的老人已经安然离世,那时,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做一个仪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来,你会看到中国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相比日渐累积起来的问题,改革的推进实在很慢。就我自己而言,面对体制和思维的强大惯性,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即使我用数据列举了那么多当前的城乡分割所累积起来的问题,比如城乡差距,比如社会矛盾,比如效率损失,比如增长乏力,我仍然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麻木、冷漠和对于理性分析的有选择的拒绝。

​ 在我无数次反复讲着令人生厌的理论与数据之后,有满头白发的前政府官员握着我的手说“不能动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讲这些吧”,有学生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在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上,有与会者说:“现在上海外地人那么多,中央又说要把公共服务给外地人分享,可是我身边的上海人有意见啊,他们说,城市居民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村居民是有地的,而且还允许生二胎。”……我相信我的这些听众、学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觉得,连他们都只是习惯性地考虑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使得我们的国家仍然有着全世界最为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的原因,在根本上,无非就是惧怕人口流动产生的对于既有城市居民利益的冲击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就真的那么可怕吗?难道目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发展困境就不可怕吗?其实,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对于这些,我已经说了太多。在这里,我就不唠叨了。

​ 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说说公平吧。在三年困难时期,根据不同的估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1500万至3000万。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非正常死亡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在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一直是在以压低粮食价格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学者估计,通过这种方式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大约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由于城市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加上“文革”期间生产的停滞,于是,当城市青年就业压力难以承受的时候,有16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在农业人口原本就过剩的情况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的是更大的吃饭压力。

​ 至于土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拿走40%-50%,政府拿走20%-30%,村级组织留下25%-30%,而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10%。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的补偿的方式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投入。当然,必须得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改善了很多。再来说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自筹的。这种经济政策的严重的城市倾向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变。……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即使不再提起,我想,也不能说今天让城市接纳农民是对城市居民的不公。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城市“身份”的优越感了。

​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刚上大学的时候,听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中国的发展剥夺了农民,我曾经无法理解。后来,我成了大学老师,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在我的阅读里,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地改变了我,我想,我应该首先提到美国的民权运动。这段历史冰释了我对于身份的疑惑,让我明白,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就在我的父辈大炼钢铁的年代,在美国,国家默许的种族歧视正在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54年规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是违背宪法的,然而很多学校并没有服从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尝试去密西西比州大学上课,但白人大学生对其百般阻挠。肯尼迪总统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确保莫瑞德斯可以顺利地去上他的第一节课。1963年11月6日,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堵住了亚拉巴马大学教室的门以阻止两个非洲裔学生去上课,肯尼迪总统再次进行了干预。乔治·华莱士在法警、副总检察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到来之后站到了一旁。

​ 也许是因为在短短的执政时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总统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与另一位献出了生命的人——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上了曲;小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我和我的同行们除了文字,没有其他的力量。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能够拆除心里的那些樊篱。但愿有一天,在我们的国家,歧视的言论和行为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这是我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信里有我关于未来的愿望。我相信,在这资讯畅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传播,即便没有贴邮票,即便根本没有投递的地址。世界必须是美好的。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